（刘峰律师与助理曾祥发律师在湖北办案途中，摄于湖北省江陵县长江边）

 刘峰律师：成功来源于“做减法”

在拥有和失去的世界里，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加法。但做减法，不做加法，这是我经常和助理们一再提及的又一个颠倒的逻辑。

我的减法做的很极致。当别人为了多一些人脉资源热衷于应酬的之际，我选择从不应酬。把更多的时间，留给了自己。当别人为了多承接一些业务，不断地展示自己“万金油”的神奇功效，我选择了只做刑事辩护，而且期待一年只做寥寥几个案件，甚至最为期待的是一年只做一两个案件。当别人微信、电话通讯录里的名单永远不断膨胀，成百上千，我的通讯录里始终都是那么微微几十个人，偶有更新却几乎无所增加。当别人在这个群那个群千言万语之际，我至今没有加入任何他人设立的聊天群，更别提三言两语。减法被我做地更为极致的是：

我不止三番五次地告诫我的助理们，不要整天东奔西跑，我不希望我每次电话问“在哪里”时，他们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，而不是在办公室或家里；我尤其反感于他们不是和这个关系人在一起，就是和那个关系人在一起。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，我几乎每一个时刻，除了外出办案，我要么是在家里，要么是在办公室里。和形形色色匆忙的人相比，我很闲。闲得在别人看来，我几乎无所事事，一无所事。

我不止三番五次地告诫我的助理们，外出办事，一件事情，能用一句话解决的，千万记住不要说上两句话。能用一个字解决的，不允许用上两个字。连一句话一个字都不用便可解决的，请不要说话。

我即将设立的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尚未设立，我已经不止三番五次地告诫我自己，事务所的首条禁令，就是不允许有扯淡之人。尤其是在事务所里，我不希望听到有人扯淡。扯淡，本意是淡化，比较浓的东西，一扯开就淡了。现代人形象化恶搞演化之成为“扯蛋”。扯淡即闲扯、胡说、犯贫、不相干地说话。其实本质就是不认真、不在意。“来啊，吹吹牛。”当接到的电话以这样的方式说话，第一次我会去，但绝不会再有第二次。“来啊，吹吹牛”，不只是一种调侃，更是一种态度。一种试图清高于现代性的态度。一种只能被定性为自负的态度。

我的助理们基本上都能领会我这些减法的意思，但他们未必能领悟到其中含义。那么，在这里不妨进一步解读一下“扯蛋”。为何扯蛋？不是因为那些扯蛋的人喜欢扯蛋，而是他们明白，没有什么值得认真。因此，扯蛋，成了不得已。

但我一直想助理们明白的是，我们没那么闲，我们有太多值得认真的事情要去做，要去倾注我们的心神和精力。他们多少还是明白的吧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他们谁不明白，一定意味着缺乏“热闹”的归属，很快便离我而去。我这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。我们向来不缺乏吹牛，而是缺乏认真。我们向来不缺乏自负，而是缺乏清高。关于清高与自负，我在“为自己立法”一章中有专门论及。

一个同事这样对我说：“每一个同事都说你不合群，桀骜不驯”。曾经有一个邀请我去他身边的大律师这样说我：“你不是孤傲，而是骄傲。”我问他孤傲和骄傲的区别。他回我说：“孤傲是有自己看法而傲立，骄傲是盲目自大。”于是我很快便离开了他。因为我知道，他意指我无知和浅薄。后来我自立门户后和助理说起过这件事，助理为我抱不平说：“现代人大多都不识货。”我欲言又止。因为这个事情极为复杂。这将又牵涉到主体性和合理性的战场和战争。

我不是货，也无需追求货色。但在一个“口味决定品味”的时代里，我无法逃避被他人口味偏好的甄别。我只需明白，口味是别人的，而品味是自己的。品味是理性法则，只有在被同一理性法则统辖的天地里，识不识货才有意义。这个时候，我愿意成为货。

诚如同事所说我的不合群。不合群是必然的，我不合的不光是一个事务所的狭小范围内的人群，更是万千男女的现代社会的大群。那么，什么是合群？解释之，在现代性的统摄下，即一起扯淡。亦诚如我上面所说，扯淡是因为明白没有什么值得认真。所以，所谓合群，也就是一起不认真。只要认真，便无法合群。除非，因为机缘，即认识能力的相当，大家进入了那一个被相同理性法则统辖的天地。

这一认真，当然也意味着很可能会孤家寡人。而且这一孤家寡人是咎由自取。而自取，即意味着自我选择。那么，顺道谈一谈选择，现代社会意义下的选择。

和前现代的一体化社会不同，在一体化社会中，你无从选择，生来就被方方面面的社会真理和至理僵死地定位。虽是僵死，却也是归宿的明确和意义的恒定。现代人是自由的，但同时意味着被真理放逐和边缘化。现代性，是启蒙辩证法的产物。是人类从客体性向主体性衍化生成的过程。这一衍化生成，说好听，叫自由和多元，说难听，就是沦落和迷失。但这一过程不可抗拒，更不可逆转。

现代社会下，人的一生是由大小选择组成，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，并不完全在于事物的体量和影响。

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，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，这两件事情都够大，但对这只天鹅来说，都不是它的选择。相反，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的哀鸣声声、绝食而死，则是大选择。同样，对一个人而言，真正的大选择，不是在得失权衡上的选择，而是在得失权衡上之外的选择，即价值归宿。

“现代社会没有好人！”这一叹息，会遭到有哲学功底的人当头一棒：什么是好人？当得失决定了善恶，那么，好坏便能以得失计算。你不同意，而是以你报以的某一标准定，那么，这只是你的选择。并不是看小你的选择，而是看重你的选择。先不管你选择的高低，你至少懂得了选择。所以，看重的也可能只是你的选择本身，而不是选择内容。

在选择上做的最彻底的，是存在主义的登峰造极者萨特，他用在天之灵告诫现代人：“我，选择了我。”正是选择，让“做减法”溯本求源。

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有一本小说，叫《象棋的故事》。小说写的是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，度日如年，偶然获得一本棋谱后，日子过得飞快。茨威格所写的棋谱，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。这种“棋谱”让人摆脱世俗的时空，进入了一个自设的赛场。其实，天下种种专业，百般学问和嗜好，都能让人专注投入，紧张求索，忘却周遭，也都是大大小小的“棋谱”。而囚禁现代人的坚固的囚室，就叫做得失算计和功利性。它和真实的监狱不同，而是我们心造的监狱、精神监狱。没有铁窗和围墙，但它确是最恐怖的监狱。

我经常挂在嘴边的“世俗没有欢乐”，便是对现代人隐形心灵监狱的写照。现代性，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无法挣脱的囚牢。在这个囚牢里，我们每个人都身负重刑。我们不要奢望能获得他人的减刑，而只能期望于为自己减刑。就像茨威格小说里的那个犯人，用棋谱为自己减刑。

而这来源于并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，减掉得失妄念，减掉算计妄念，减掉功利妄念，让该来的来，让该走的走。如此，心灵便打开了出口。

如果这一说法过于抽象，那么具体一些：认真起来，打掉不该有的企图。否则，请准备继续背负重刑。

那么，好人与坏人这里逐渐彰显出来了。如果你遭遇这样一些人，他在背负心灵重刑的情况下，不是设法为自己减刑，而是设法把你也拖入重刑，那么，这样的人，便可以称为“极恶”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居心叵测。这种人，现代社会何其多也。回到理性法则，不懂为自己减刑的人，是非理性；而设法把别人也拖入重刑的，是反理性。

作为专职刑事律师，我对这一事例极有发言权。可以说，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都有非理性倾向，一心想逃避惩处或减轻惩处。而对那些有反理性倾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有算计自己律师倾向的当事人，已经彰显了恶影。一个律师如果因为律师费的得失算计，而不及早做出选择规避，那么，后果自负。防不胜防，无法规避，几乎都是出现于一个律师本身没有选择，被得失支配。

关押嫌疑犯的囚牢，是当事人人格的筛选地、贮存地、淬炼地，而现代性的囚牢，则是每一个现代人人格的筛选地、贮存地和淬炼地。

没有选择的人，只不过是功利性绳索上的蚂蚱，是没有人格的人。而一切选择的背后，都意味着认真，对理性的认真。可见，乐于、善于扯淡的人，都是人格泛化和人格虚无意识的人。合群者，没有人格。这又是一个深刻的现代逻辑。当然，这个“群”，是大流，是浮躁，是避道趋术，是急功近利，是得失主宰，是世俗喧闹，是臣服于虚无，而不是惆怅于虚无。做减法，是对这一现代逻辑的颠倒。

做减法，并不意味着抛弃了做加法。恰恰相反，做减法，正是为了做加法。但减掉的是现实的负重，加上的是生命的出口。不会做减法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谈做加法。这一减法，是必要贮存。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。不再因得失算计粘着、不再因得失算计扮演的减法，之所以自信地铿将有力，是因为有恃无恐。而他所“恃”的，正是这胸中的贮存。而这一贮存，就是选择的叠加和积淀。而这些叠加、积淀的贮存的外化，就是风范。

减法的归宿，正在贮存和风范上。于是，选择，成了现代人最为根本的存在义务、依托、本质和归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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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出自刘峰律师著作《理性与艰难》一书“颠倒的逻辑”一章）